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起源、实质与影响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马克思主义】栏目

　　内容提要丨新自由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是统治阶级却否定其现实存在，更不要说承认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了。本文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解释了其存在目的，并详述了其出现后的一系列后果，最后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文章认为，相对于主张经济自由并让监督它的国家为其划定范围的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市场自由是国家进行组织和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国家被嵌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国家失去了传统的监管职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愿，从而使资本主义成为绝对的资本主义，也加速世界走向毁灭。未来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始一场旨在保护地球的长期生态革命，以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丨约翰·B. 福斯特，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

　　译者简介丨卢地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1864年写道：“魔鬼最聪明的诡计就是让你相信他并不存在！”我想说的是，这也适用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鬼把戏就是假装自己不存在。尽管新自由主义已被广泛认为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掌权者却很少提及该词。2005年，《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了一篇名为《新自由主义？它不存在》的文章。

在这个邪恶的诡计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甚至噩梦般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与垄断金融资本崛起相关联的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工程，其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将国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因此，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愿，从而削弱了自身保证社会再生产的传统角色，只剩下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作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无非是创造一个绝对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极端的人类行为和严重的生态破坏。

　　01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新自由主义概念产生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它只在近些年才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首先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它的出现不仅是由于自由主义几乎在欧洲全境崩溃的原因，而且是为了回应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红色维也纳”的发展。新自由主义首先出现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三部著作中：即《民族、国家和经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米塞斯的思想很快被认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紧接着奥地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在1921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这一专业术语。

对于缪斯尔和鲍尔来说，米塞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新自由主义是为“流动资本”或金融资本时代而设计的新学说，而米塞斯是这一学说“忠实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资本集中、国家服从市场以及公开的资本主义社会管控制度的正当性。

在《自由主义》中，米塞斯明确区分了“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平等，而后者则完全拒绝了平等。米塞斯主张“消费者的民主”，认为消费者主导着社会的生产。他写道，就民主而言，“自由竞争已经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02《大转型》的颠倒

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解释说，新自由主义计划是将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经济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波兰尼的这本书问世时的背景是，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注定失败，而“大转型”则代表着国家对经济监管的胜利，当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公认为是主张国家经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凯恩斯时代。

凯恩斯主义主导了二战后的头25年，有人将这段时期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经济停滞首次表现为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正统经济学中淡出。新自由主义以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的名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然后经过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普遍重组，创造了一个由市场决定的国家和社会。有位关键人物几乎在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那一刻，就抓住了它的精髓，他就是米歇尔•福柯。福柯宣称：“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全面行使政治权力。”新自由主义所关心的目标就是“社会政策私有化”。

这样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系统性的尝试，它希望通过引入一种由国家按照市场原则而推进的“市场对社会的一般调节”方式，来解决资本发展的障碍，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再度出现时，它就好比是经济危机时期的机会主义病毒。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经济停滞问题。

国家作为人民主权和社会保护工具的作用日益削弱，从而引发自由民主的危机。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加上大多数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处境恶化等，已经引起了人们普遍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总体上仍无法得到充分表达。资本对这种不稳定局势的反应是试图动员大量反动的中下阶层来反对中上阶层和工人阶级，并使国家成为外在于市场的敌人。大卫•哈维最近将这一策略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正在发展的“联合”。

　　03绝对的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的失败

在福柯的解释中，新自由主义既远离凯恩斯主义，也远离自由放任主义。在这种理想化的、经过重组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国家是市场的化身，只有在它代表价值法则的时候才是至高无上的，用哈耶克的话说，价值法则实际上等同于“法治”。按照福柯的说法，哈耶克所说的“法治”就是指实施“与国家方案完全相反的正式经济立法”。其目的是建立“游戏规则”，防止任何偏离商品交换或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行为，同时将这些关系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国家则成为市场霸权的最终保障。因此，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即阶级—财产形式的至高无上性，受到一种商品化的法律规则的保护。

新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单一功能、遵循单一市场逻辑的国家，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它是绝对的，代表着一种绝对主义的资本主义。当然，绝对的资本主义并非没有矛盾，其中五个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再生产和环境。它们共同引发了一系列普遍的系统性问题。

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种族、社区和阶级矛盾构成了主要危机，这些危机已经超越了在工作场所进行剥削的狭窄范围，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结构之中，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家庭、社区、教育、卫生系统、通信、交通等。对社会再生产场所的破坏，加上工作条件的恶化，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谋杀”卷土重来，这些年来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的预期寿命缩短就是明证。正是在这些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贫穷女性化、种族资本主义、无家可归、城市社区衰败、移居开发、金融掠夺和生态退化等各种问题都显现出来，进而带来了阶级、种族、社会再生产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斗争。如今，作为对绝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回应，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

绝对的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是目前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且最为严重的矛盾，这也引出了21世纪人类与地球关系中的“死亡螺旋”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改革，很快就被环境污染所取代。在绝对的资本主义中，绝对、抽象的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一个以金融财富为核心的体系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直接联系被割裂。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地球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迅速扩大的裂痕。

　　04毁灭还是革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米塞斯用破坏主义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五卷用了整整50页来论述这个问题。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力量将很快侵蚀工业文明，威胁到人类生存。在当今年轻一代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其中许多最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殖民时期的爱尔兰所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地球面临的危机。在这里，“灭绝”一词最恰如其分。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1846年后的英国资本家随着爱尔兰大饥荒和《谷物法》的废除被卷入了“一场消灭佃农的残忍战争”，爱尔兰大量依靠种植土豆自食其力的农民“被碾得粉身碎骨”。爱尔兰的土壤养分随爱尔兰谷物一起出口且不计回报地来满足英国工业的需要。因此，大饥荒之后的几十年被恩格斯称为“灭绝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在这里使用的“灭绝”一词，在当时有两个相关的含义：驱逐和消灭。“灭绝”就这样总结了当时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可怕状况。

今天，类似的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各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发现自己的生存条件受到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的破坏。此外，生态破坏已不再限于土壤，而是扩大到包括气候在内的整个地球系统，使地球上的人类普遍受到威胁，并加深了处于最脆弱环境下人们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爱德华•P.汤普森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毁灭的注释——文明的最后阶段”，分析了地球上的核威胁和环境威胁。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几亿甚至上亿的人群之中，21世纪受到生态、经济和军事/帝国等物质破坏的威胁，已不再是秘密。无数的物种现在处于灭绝的边缘。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导致工业文明本身面临崩溃，就连世界银行也表示，当今缓解气候问题迫在眉睫，需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因此，过去罗莎•卢森堡所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口号，“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现在看来还不够充分，而应该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毁灭主义”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毁灭还是革命”来取代。

这种新自由主义对绝对的资本主义的推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世界走向毁灭或破坏。在这种破坏过程中，资本家和国家前所未有地勾结在了一起。但是人类仍然有一个选择：开始一场保护地球的长期生态革命，去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